1926年“三一八”惨案后，段祺瑞“执政府”加紧了对革命的镇压。惨案的第二天，“执政府”就对李大钊同志等加以“假借共产学说，啸聚群众，屡肇事端”的罪名，杀气腾腾地“着京内外一体严拿，尽法惩办”。当时，北京城贴满了这样的告示：“宣传赤化，主张共产，不分首从，一律死刑。”他们首先枪杀了带进步色彩的《京报》主笔邵飘萍、《社会日报》主笔林白水，并到处搜捕革命党人。他们的黑名单上的第一人就是李大钊。
   在这异常险恶的白色恐怖之下，国民党的将领纷纷南下；有些人害怕了，当了逃兵；党为了保存革命力量，迎接北伐，将许多同志调离了北京。李大钊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，不计个人安危，毅然担起了领导北方革命的重担。当时，张作霖的奉军占领了京津一带。当张作霖向北京进攻，倾向革命的冯玉样的国民军准备撤出北京时，国民军的一位旅长跑到李大钊的住所，恳切地要求保护他出京，请他到自己的部队里暂一时。但李大钊坚决不肯离开自己的战斗岗位，这位旅长只好惋惜地走了。随后，许多老朋友屡次托人带信给他，或亲自来看他，劝他离开北京，也都被他婉言谢绝了。他说：要走出北京并不难，就是工作离不开。我是不走的。”他的夫人赵纫兰也很为他担心，多次劝他走，他总是坚决地说：“不是常对你说吗？我是不能轻易的离开北京的，假如我走了，北京的工作留给谁？”“你要知道，现在是什么时候，这里的工作是怎样重要。哪里能离开呢？......”一直说到夫人闭口不言，他才不再说下去。就这样，李大钊一直坚守在革命的岗位上，直到被捕牺牲。（素材来源：人民日报出版社《故事里的党史》）